《红楼梦》中化解黛黛之心的延续(免费阅读《红楼梦》中的化解黛黛)
朱瑞全
《红楼内外看稗草》,陈红柱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88.00元。
《红楼梦》的解读是没有意义的吗?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创新?南开大学陈虹的《红楼内外看稗子》(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可以显示其独特的风格。本书35篇文章分别对应作者在古代小说史、小说批评理论史、文学和宗教文化方面的专长,涉及《四大名著》、《金瓶梅》、《聊斋志异》、田玉华、李卓吾、金圣叹等作家的作品。
纵观这些文章的标题,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理论”、“宗教”已经成为高频词和关键词。至于“元”字,笔者更偏爱。《姻缘:文学与宗教》(北师大出版社,2009)一书中有朱昱,是《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自影血缘关系”,是《西游记》与全真教的关系,还是孙武空与“心猿”的关系...
《红楼梦》血脉传承与生成语境溯源
钱钟书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把整篇文章人性化或搞活”。这也可以从古代小说的批判理论资源中得到验证。例如,著名人物李开先评点《水浒传》时,有一句话是“该书是曲折详尽、血脉贯通的书,是《史记》的记载”(李开先《词学》,附、韩《中国历代小说选读札记》(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从古今文学作品传承的角度,可以深入理解这部作品是如何考察《红楼梦》的生成语境,并给出自己的理论阐释的。
在陈先生看来,古代小说“作为一个精神有机体,仍然活在今天的精神世界里,它还在不断地生长发展,不断地抽出新的枝叶,开出新的花朵。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是活生生的身体,他们被今天的读者作为生动的东西来感受和欣赏”(《中国小说通史》序言,与李继安合写)。基于此,他还赋予冰冷的研究对象以温度,使作为认知对象的古代作品充分鲜活起来。
该书第一部《从森林到文本深处——红楼梦互文性解读》,开篇即以“从文化与文学血脉传承的角度”探讨小说的深层内涵为目的。其一,柴与戴的比较与统一“可追溯到一个由来已久的‘文化与审美’传统”,即同时使用《世说新语》中的“闺秀”与“林下风”来表达对女性既美又美的期待。接着,在第二节中,笔者先后列举了《武唐萌记》、《平山冷艳》、《金乔云传》、《纳兰词》、《金瓶梅》和《田玉华》等作品,从环境象征、人物内涵与设定、情节、作家气质、词汇运用等方面深入探究了这部伟大小说的文化土壤和传统渊源。第二篇《红楼梦》《碍语》《木石》,紧扣《木石联盟》中“木石”一词及意象,认为作品中出现此词,“有历史文化血脉,与当时政治文化背景有关”。理论家以此为切入点,展现历代文人的唱和雍正、乾隆标榜的主流话语。这两个不被学界重视的方面,可谓小题大做的精彩诠释。《红楼梦》中瘸腿和尚的文化血脉,不仅为小说史上的两个怪象找到了许多“双胞胎”,而且在《五灯节》、《宋传》等中土佛经中找到了和尚的前身,并追溯到老庄哲学,阐明了“畸人”的概念和人格模式。
这个特点在非红学论文中也有体现。如《一个从狂禅中走出来的和尚——鲁形象新论》认为,西厢记中的高僧与睿智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血缘联系”,尤其是在“僧侠”方面。全书没有明说,但实际上遵循了追本溯源、探本溯源的原则,以及薛和在的形象。或者从象征主义的角度,考察《五色石》、《屏山寒燕》、《玉梨》等明清小说对曹雪芹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还有对《石头记》多层次叙事模式形成的考察,认为要探究晚明时事小说《阴阳梦》。
美国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哈南(Patric Hanan)对《金瓶梅》(1963)中引用的小说、故事书、戏曲、史书进行了系统的追溯,从而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创作素材的来源。大量详实的考证无疑促进了对《金瓶梅》(徐朔方主编、沈守衡等译)一书的研究。《金瓶梅西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王秋桂译《韩南中国小说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64页)。现在,对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小说,陈先生巧妙地采用了追溯文学文化史的思路,在经典作品的传承上有所创新。他的研究既有清代章学诚所说的“术”又有“见”,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
解读密码探索古典小说的文化背景
类似于有意识地传承“血脉”的比喻,这本书也将古典小说作为传统经典与文化的先天“基因”,开展了《水浒传宋江基因图谱解析》等工作。结论是宋江的DNA由江湖基因和庙堂基因两条基因链组成,相互交织,相辅相成,颇耐人寻味。陈老师对古典小说文化背景的深度扫描,已经能够进入读者的视线。
新文化运动初期,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先生曾嘲讽一些事倍功半的考证者的努力,往往成为一种纯粹的“猜谜愚蠢”。事实上,对于远离古代作品的时间空、物质环境和创作心理的人来说,在对文本的初步理解中,很难完全避免猜填空的经历。只有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一座“仔细求证”才能得到的宝塔。《古代小说的象征传统及其文化密码分析》一书,通过阅读文学来分析“文化”的密码,这也是题目的应有之义。有评论认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因其话语体系中存在类似的相关现象而具有自己的传统,以至于有些词语具有比所指更复杂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密码”。
一方面,在考察作者的创作意图时,我们需要深入代码。就《红楼梦》而言,“石头因其双重物理属性,更适于自嘲和讽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码”。另一方面,对文本细节的把握也离不开敏锐而强烈的“解码”感。知道曹雪芹把握了潇湘馆环境的特点来配合黛玉的心境,所以反复写竹。“竹”这一特定文化符码的意义,体现在“因其刚正内敛的风格,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在‘比德’的传统中,尤其受到林下人的偏爱”。至于文化解码的做法,可谓是“运营的神奇,一心一意”。《红楼梦》中有著名的一章是讲禅宗理论和庄学的,第三十一章的长篇对话描写中也描绘了湘云和崔璐谈论《易经》阴阳的场景。当然,这体现了北京大学刘永强教授的分析,“小说家把知识作为刻画人物的手段和元素”(《刘永强小说知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作者认为《西游记》中多次写到佛道矛盾,比如车虢国、比丘国、灭法,但每次正义都站在佛教一边。至于作品所塑造的神仙群体,佛教的观音、如来无量可亲,道教的老君与之相比相形见绌,却是二流人物...所以这部作品最终是以明代隆庆、万历之时的一个作家为背景写成的,影响了当时“扬佛抑道”的舆论倾向,也给作品打上了思想的烙印。又如金圣叹以叶亡妻、女儿“成仙”为“师父”的即时诗唱。论者还代陈皇后追溯了屈原的《楚辞》和的《长门赋》等文学史上的先例,从而发现了绵延不绝的“易写”传统。再比如,只有联系到伯夷、叔齐事迹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包括《论语》、《孟子》、《史记》、韩愈、程颐对这些道德“楷模”的评价,才能更好地对比窦鹏对《加倍流言》的颠倒解读和首阳山叔齐的叛逃。
可见,文本的实际表现,作为一个引子,引发了上下贯通的文化考古。通过作者在文末对小说史的研究理念和叙事模式的“自我管理”,我们不难发现,这本书里的阐释和批判不仅仅是审美的、艺术的,更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
示人如金针,求方法论
作为一部出入文史典籍和雅俗文化的古典小说,本书非常注重方法论的追求。这些方法除了有明显的度量,如统计“心猿”在小说、诗歌、系列中出现的频率外,主要表现在善于定位小说史、清理学术史、借助心理学理论探究文人作家心态等方面。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许多话语借用了小说史的视野,注重在“历史”的语境中研究小说。或者如王力教授所言,作者“善于从文学史的动态演变中把握研究对象”(《王力评陈红文选》,《东疆研究》2010年第4期)。比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塑造,造就了《水浒传》、《神仙传》、《野人曝言》等诸多正史中“帝师”的“典范”。再如,与同时期的家族小说林和《红楼梦》相比,清代的弹词小说《田玉华》大多将女性反面人物塑造为仆婢。这种敌视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她女性意识的体现。
比如,从文体角度,注意到《西游记》中插入了很多评话、弹词、戏曲的段落,“目的之一是改变叙事手法,挖掘小说的表现潜力”。然后,对《续金瓶梅》和《林》中插入的说唱段落进行比较,得出结论:缺乏与全书的有机联系,第一人称叙事特征不明显,可谓独具匠心,有的放矢。
二是世纪之交,文史哲领域出版了大量研究史、学术史著作。衡量新成就的指标之一,自然是是否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积累和养分,从而在更高的基础上努力前行。这本书成功地将自古以来关于某一作品及其主题的讨论带入了学术视野和讨论范围。试着分享几个例子:
《水浒与道教》一文曾引用李贽、金圣叹对第五十二章的评论。前者说“兴趣应是天下文章之首”,后者说“这篇文章是纯科学写的,是传记中的另一笔笔墨”,似乎很好理解。但据此,陈老师说,“他们这次都看到了喜剧的特点,缺点是没有发现这个特点的奥妙,所以没有讲出‘乐’和‘谎’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从罗真人和李悝jy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作者描述的叙事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一集喜剧的生成,明确了罗真人的角色功能。
同样的,《诸葛亮传奇——皇师通俗版》上来肯定毛伦父子批三国,拟写人把诸葛亮的过人才华写到了极致,从而产生了小说的艺术魅力。陈先生认为“此言颇有见地,但略显不足”,于是补充了典型体现“太傅”角色的说法,并通过细读文本进行了详细论证。
既要注意对古代小说评论中所包含的观点进行辩证的分析和评价,又要在观点上进行修正和理论上的深化,还要立足于古代小说史学科建立后的发展过程,做到正本清源,承上启下。这首先表现在几篇《西游记》论文中。书中的一个注解说:“西游记与全真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刘存仁的倡导下,许多学者纷纷效仿,揭示了大量的内在证据,形成了“不刊论”。事实上,作者对这部小说的看法是经过了代代积累的,经历了“全真”的过程,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中期,又有作家对其进行了删减和改写,继承了刘先生的《全真教与小说西游记》一文,之后又有所发明,进而趋于完善。第一步,对以往李卓吾佛学思想的研究进行总体梳理,其中各种观点或仅有所触及,或有所重复,或有所误传,或有失之片面的表现。第二步,澄清偏颇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方向背后的问题。所谓“除了意识形态、学术态度等因素外,还与研究者手握现代人书写的佛教史框架,强行让李卓吾进入”有关,这正是重点所在。可以说这种研究能使中国物尽其用,后来居上。
第三,本书善于运用心理学的术语学理论,探索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文本的“文学性”和文化意蕴。1996年,陈先生发表论文《佛教对清初文论的影响》。他通过分析钱、金圣叹、王夫之与佛教的关系,指出他们的文论思想和观点的相通之处在于“用创作心理类比宗教经验来说明文学创作的非理性和直观性特征”(陈洪《清初佛教对文论的影响》,载《南开学报》)。在吴震教授看来,这可谓是突破了宗教心理学与文学美学之间的藩篱(吴震《从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到宗教语境中的文学——陈虹宗教文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人文学报》2014年第6期)。
我们可以看到,该书不仅深入揭示了《金瓶梅》中蔡状元的语言行为,有助于读者从他初入官场开始就一窥其不成熟的表现,进而熟悉其中的“潜规则”和各种不正当利益的变化,而且由于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或全知叙事,展现了阴阳梦的不同,对世人是一种警示。阴梦和阳梦的心理描写也有不同的展现。不仅有学者梦寐以求的“当皇帝”,还有文化传统对知识分子政治心态和文化心态的影响,并从清初汉族学者文集的空隙中读出“自圆其说”的心理规律特征,以此来考察遗民诗人的创作心态。可以看出,宝玉和黛玉都对自己的不解之语进行了透彻的心理分析,同时可以发现,《三国演义》的文本世界其实具有丰富的“军事心理”价值,因此种类繁多。
但需要指出的是,全书的校对时间并不尽如人意,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空。经过仔细研究,笔者一共发现了一些笔误和误置。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稍有纰漏,26号论文的题目“皆毕”还是“留朱”,似乎无法涵盖副标题“论金圣叹事务性写作与全集编纂”所包含的两大问题的前端。
在广阔肥沃的稗子地里,陈先生耕耘了几十年,这本书是他研究红学和其他古代小说的最新成果。《红楼内外看稗子》给青年学生带来的启发,或许正如胡适晚年经常使用的一句话所说:“从今以后,如何收割,先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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