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蔡元培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

中国哲学史(蔡元培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

宋志明

哲学史从属于哲学的两个学科。哲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可以有学术思想史，但没有哲学史。哲学史与学术思想史相关，但也有区别。学术思想史的外延大于哲学史，历史长于哲学史。只有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的学科建设才有可能。20世纪初，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史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逐渐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区分开来。蔡元培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哲学”一词是希腊语“爱智慧”的翻译，出自日本近代学者西周。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求天、求圣、求贤”(《舒同志学》)，西周从中得到启发，将哲学翻译为“求贤哲人之智”，后简称哲学。1874年，他在《一百种新学说》中写道:“哲学，谈论明天的人文主义，确立教学方法，翻译成哲学。”[1]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这个名词，但也有类似的说法。在中文里，“哲学”就是“大智慧”的意思。《尚书·皋陶·休谟》说“知人则哲，能为官也”；孔子临终前哀叹道:“泰山不好！摧毁梁柱！哲人弱！”(《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用的是“者”字。“哲学”一词虽是外来词，但中国古代就有哲学思想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宏观意义上，哲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古代哲学，指“万物之学”，即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广义的哲学。另一种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指的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知识。这是一种狭义的哲学。百子没有自觉的纪律意识。他们的哲学思想虽然没有以哲学的形式出现，但却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其实中国古代哲学早就有了，只是没有“哲学”这个称谓。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将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视为东方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类似，也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当时哲学家们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西方哲学史是现代哲学家写的，是哲学家对学术史的哲学阐释，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史”这门学科，西方古代国家也没有。

至于“爱智慧”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学者在17世纪就已经接触到了，被翻译为“爱知识”。1631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傅翻译、李之藻发表演讲的《李明探源》中，以“爱知识是原始的”为开篇，写道:“爱知识学者，陆云飞索菲亚，是一切穷知识学派的总称。翻译一下名字，就知道你的瘾了；翻译义就知道了。”他还说，“当你翻译一个名字时，你会发现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因，并打开人们的物理知识。”中国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1895年初印本)中首次使用了“哲学”一词。中国现代学者虽然接受了“哲学”这个词，但还没有认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例如，蔡元培在1901年写《哲学通论》时，仍然认为“哲学是一门综合的学问”，“应以整个宇宙为目的，以其中万物的真理原理为学问。”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国学者接受了“哲学”这个词，认为“爱智”在中国不同于“雅量”和“穷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没有文史哲之分，也没有经学史之分。其中，《庄子·天下》、《荀子·非诗子》、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儒案》以及宋、案都明显地包含了哲学史的内容。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外延虽然可以重合，但在学术思想史上是不同的。哲学史是具有哲学素养的研究者，从他们对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出发，运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重新整理学术思想史所提供的材料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学科。哲学史不同于学术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而哲学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西方17世纪中叶，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于哲学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些人开始编写哲学史。于是，西方哲学史随着哲学学科的出现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西方哲学家通常通过讲述哲学史来谈论自己的哲学。一直有“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说法。西方哲学史的作者，即使不是黑格尔那样的原始哲学家，也是受过系统哲学训练和哲学教育的学者。

在世界民族中，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历来有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学术思想史上，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优秀的著作。庄子的《天下》、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司马谈的《论六经》、朱的《罗易源流》、朱和的《金》、黄宗羲、黄百家和全的《宋元学》、黄宗羲的《明儒学》。这些著名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不能等同于中国哲学史，因为后者出现较晚。哲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后，才具备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条件。1919年以后，中国哲学史脱胎于中国学术思想史，出现了学科建设史。

“中国哲学史”这个书名出现在20世纪初。1912年，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哲学课程，并以“中国哲学史”为主要课程。早期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有陈、、、马叙伦等人。他们教的课程，叫“中国哲学史”，其实讲的是学术思想史。他们没有树立起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也没有掌握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因此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史领域。陈说:“儒学是哲学之道。”[2]北京大学哲学系二年级学生冯友兰在《三松堂序》中这样描述-陈的中国哲学史讲座:“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教授，讲了半年三皇五帝，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谈完？“他说，‘你说完也没关系。说完了，就能说完一句话。说不完的话，永远说不完。”[3]根据冯友兰的描述，陈所说的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是第一个写《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但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他的观点与陈相似。他说:“儒家是哲学，艺妓是科学。官分称为儒、道、理学、佛家之义、西方之哲学。”[4]谢铸《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这本书虽然叫《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中国学术史。作者没有树立哲学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仍然沿袭以往的研究风格，梳理各个思想家的言论，不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和判断。正如胡适所批评的，这本书不够“哲学”，配不上中国哲学史的名头。

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只有名，没有实。陈、、等人堪称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先驱，但他们终究没有真正踏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有人反对“胡说”，主张“讲中间话”，主张回到、陈、的学说中去，再现所谓“正宗的中国哲学史”。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对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毫无益处。哲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相应地，哲学史也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因此，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如果你想“回到陈辅臣或谢无量”，那是不可能的。在西方，哲学的学科意识在近代变得清晰。在中国，哲学学科意识在近代逐渐清晰。在西方17世纪，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在中国，哲学在20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学科意识是在借鉴西方哲学理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走了一条捷径。蔡元培是最早认识到哲学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的学者。他是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12年，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发表在巴黎出版的《明德》杂志创刊号上。1913年4月，全文转载于《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由此可见，他对哲学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把哲学理解为“综合的学问”，而是把它理解为各种具体学科分化后的独立学科。

1915年，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他写了《国外哲学大纲》一书。参考西方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他建立了这样一种哲学观:“哲学是最高层次的学问，生理和心理领域的知识绝不能忽视。但如果有包罗万象的理论，就必须根据现实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解读，这也是我们意识中的必然趋势。”[5] 123在后来出版的《简单哲学大纲》一书中，他对哲学的本质是这样解释的:“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它从怀疑出发，因为怀疑而寻求答案，所以有各种假设的理论。.......曾经哲学家的调查，感觉普通人认为的已经解决了，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疑点；于是就各种提问，求解答。…一开始以为答案越多问题越少。知道问题随着答案而增加。几千年来，这种周而复始流传下来，于是就有了今天哲学界的局面。”[5]395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了哲学的学科性质。他已经意识到，在各个学科独立发展之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再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知识，而是一种不断深化的理性思维方式。他的哲学观突出了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展现了理性主义的视野，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他强调，哲学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它不是僵化的教条。任何止步不前的论证都是站不住脚的，谁也不能认为他已经登峰造极了。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他清楚地意识到两者的区别，但不同意反对它们。他认为:“科学和哲学不是被对待的，而是进化的。”[5] 311科学为哲学提供了前提，但人类有超越实证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科学出现后，哲学仍然有独立的发展空。蔡元培把哲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认识的问题，涉及认识的起源、适当性和对象；二是偏颇世界观的原则性问题，涉及实在论、生成论等，从而形成“理论哲学”；三是偏向人生观的价值问题，涉及价值观、伦理观、美感等，从而形成“实践哲学”。他还指出，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受宗教的限制，甚至具有取代宗教的功能。他极力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总结起来，蔡元培的哲学观主要有三点:第一，哲学是关于认识论的学问，要诉诸理性，讲究逻辑证明，不能以“圣言”为依据，不能以引用代替论证。其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提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第三，哲学是关于人生观的知识，它帮助人们建立一种价值观念来指导他们的生活实践。基于对哲学的新认识，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创办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哲学系。他的哲学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近代中国，最早踏入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者是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在西方接受过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在他们之后，一些在中国完成了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如张岱年等人，也加入了中国哲学史建设者的队伍。这些学者与陈、、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自觉的哲学史学科意识，他们不采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而是努力探索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真正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开辟了道路。

蔡元培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哲学史的编纂，但正是由于他倡导了哲学学科的自觉，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才成为可能。他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有力推动者。正是他改革了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大胆地聘请了刚从美国回国专攻哲学的胡适为主讲人。胡适以哲学的学科意识为指导，更新了教学内容，区分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他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起步阶段的第一个成果。

蔡元培亲自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贡献。他认为，借鉴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梳理中国哲学史，是胡适明智的选择。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跳出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框架，进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找到一种合适的哲学史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学术从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汉书·艺文志》的《六艺》，《朱子略》都是骈文。如果要编一个体系，古人的著作没什么可依靠的，还得靠西方哲学史。因此，没有研究过西方哲学史的人，是无法形成恰当的形式的。”蔡元培虽然用了“靠边”这个词，但只能说是用词不当，而不是提倡“向西方学习”。在他看来，哲学史是哲学家对学术史的哲学阐释，因此需要借鉴西方哲学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理清中国哲学史的线索，突破学术史的表述。

他充分肯定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为《胡注》作序，认为该书有四大突破。

\"首先是证明的方法.\"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既基于前人的言论，又不盲从不可靠的谣言。他善于仔细考察研究对象的生活年代、思想来源、作品真伪，善于从理论上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是否存在矛盾。“既能表达一个人的心血，又能为后来的学者打开无数的门路”，具有建立学术规范的意义，也起到了示范效应。研究哲学史的任务不仅是呈现事实，而且是讲道理；有必要介绍一下古人说的话，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研究者一定要“看”，提出自己的观点，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

\"第二是简洁的手段.\"胡适突破了学术史研究的路径，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史料中提炼哲学思想，梳理线索。作者把路径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改过来，说:“斩断繁流，从老子孔子开始。多好的手段啊！”这意味着哲学史作为一部特殊的历史，不同于以往的学术史。史料的选取要精，不要杂，不要包罗万象；哲学家的选择要准确。应该只选择有文字基础的哲学家，不考虑他的名气。

\"第三是平等的愿景.\"胡适抛开过去流行的正统观念，不持任何门户之见。他把每一位古代哲学家都当作学习的对象，而不是崇拜的对象。他理解同情，判断中肯，从不厚此薄彼。在他笔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还他本来面目就很平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真的找到了历史感。在道教的概念中，只有尧、舜、禹、周公和孔子是建立道教的权威；至于后来的学者，他们不是道家的继承者，就是道家的异化者，但绝不是道家的推广者。如果不摆脱这种正统观念，如何揭示中国哲学史？

\"第四是系统研究.\"胡适找到了哲学史的表述方式，改变了以往学术史的“平行法”。在胡适的著作中，哲学家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是相关的，“有连续的进化可以表现。这真是古人所看不到的”[6]。哲学史是对学术思想史的哲学解释，解释的方法是进行系统的考察。用系统的方法揭示哲学家的本质思想体系具有创新意义，这仍然是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起步阶段，第二个成就是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开山之作的话，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以算是一部杰作。这本书的影响已经走出了中国，传遍了全世界。荷兰裔美国人巴德与冯友兰合作，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在多个国家出版。大多数外国汉学家借助这本书对中国哲学史有所了解。韩国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曾回忆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她影响很大。第三个成就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专著。

上述三大标志性成果的取得，与蔡元培对哲学的指导是密切相关的。在蔡元培的影响下，这样一批有哲学造诣的学者找到了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蔡元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系，至今已近百年。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学科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中国哲学史学科初步建立；第二阶段，1949-1978年，学科建设陷入低谷；第三阶段，1978年后，迎来学科建设的春天，开始复苏。总体上呈现出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起步阶段，先驱者的著作不可能是完美的。但也不能像教条主义者一样，全盘否定他们的理论思维成果，给他们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标签，粗暴地把他们赶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教条主义者的直接后果是“师从苏范忠”，陷入“两军对垒”的误区，导致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误入歧途，陷入低谷。这个教训极其深刻和惨痛，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也不能像虚无主义者那样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抹杀前人的贡献。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贡献，研究他们的贡献，超越他们，沿着他们开辟的方向前进，走上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康庄大道。

参考资料:

[1]卞崇道，王庆。明治哲学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3。

[2]陈·。陈辅陈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15。

[3]冯友兰。三宋唐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00。

[4]谢无量。中国哲学史[M]。上海:中华书局，1916: 1。

[5]蔡元培。蔡元培哲学著作[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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