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起源(敦煌艺术的起源)
□林颐
《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附录载有何山挚友袁云甫的《追求艺术生命的永恒》。文章介绍:“何珊1959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画系壁画专业。长期从事壁画、国画、油画的研究、创作和讲座。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居美国洛杉矶,穿梭于东西方之间,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
本文写于2006年,原载《当代国画名家作品集:河山卷》。大学毕业时,何珊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在敦煌的十几年间,何山搜集史料,浏览各洞窟壁画,研究画中情景。据何山自述,当时他就有了用文字,结合壁画艺术写专著的想法,初稿正在陆续完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何山致力于丝绸之路的绘画,他的大型壁画《黄河水如何流出天堂》获得了许多荣誉。这些经历和想法构成了何山创作西域文化和敦煌艺术的契机,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于1990年初版,近期已出版三版。
这部呕心沥血的作品,是一个学者半生的结晶,很好地体现了何山对敦煌艺术的认识和理解,“顾名思义,是试图描述丝绸之路的畅通对敦煌文化艺术的形成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何山在序言中说。也就是说,何山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敦煌文化艺术的起源,在他看来,这个起源与丝绸之路的畅通密切相关。为什么要重复这一点?重复是为了强调。正如何山指出的,敦煌学领域一直存在“从西方说”和“从东方说”两种观点,必须破解其中的片面性。
敦煌学诞生的直接原因是敦煌文献的复制。也就是20世纪初莫高窟佛经洞窟的发现,以及斯坦因、佩利奥特等外国考古学家的劫掠,大多数人都略有所知。中国学者在痛心之余,呼吁清廷收集有关窟内劫经的文献,同时抓紧研究所见文献。1909年,罗振玉写了《敦煌石室书目与发现的首要性》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六卷十期。同年9月,王仁君出版了《敦煌石室实录》六集,开始了敦煌文献的整理、收集和编纂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24年开始,以陈垣为首的学者开始对北京图书馆收藏的8000余卷敦煌文献进行细致的普查。几年后,1930年出版了大型目录书《敦煌之劫》,其中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也兴起了一股敦煌学热潮,引发了敦煌艺术起源的讨论和寻根热。西方学者大多认为敦煌艺术是西方艺术的东传,主要指古希腊艺术的东传,亚历山大的十字军东征导致了中亚和西亚的希腊化,并与这些地方传播的佛教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文明,进而促进了以于阗和龟兹为中心的佛教艺术的形成。敦煌接受了以于阗、龟兹为中心的佛教艺术,成为“西说”。中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敦煌艺术是中原文化的西延,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从殷墟青铜器的花纹、战国时期的壁画和造像、秦始皇的兵马俑到汉墓的砖画,很多东西都与敦煌艺术有关,由此,就变成了“从东方说”。
何山认为,敦煌艺术是中国西部本土文化精神与世界四大最古老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果,即与中国内陆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融合的产物。它是属于四大文明临界点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种交流和融合,这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现,在当时的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儒道互补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内陆文明,那么世界四大文明的互补综合则构成了敦煌文明。
从敦煌特殊的地理环境、河山、中国西部早期开发的历史、游牧文化、希腊文明的扩张、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汇聚、敦煌本土的文化精神、佛教在敦煌的传播以及佛、道、儒的合流等方面,这些讨论体现了何山的宏观视野和基于材料的比较分析能力。何山区分了敦煌艺术与古希腊艺术在精神追求上的差异,何山能够详细梳理敦煌艺术与中原艺术的差异。这些讨论结合具体的绘画或艺术作品,从风格、纹饰、造型、色彩等方面对艺术作品进行了充分的鉴赏。诚然,敦煌艺术是在数千年的中西文化交融之后形成的,从而吸收了多民族的文化和艺术。
何山特别强调了丝绸之路的商业文化对敦煌艺术的影响。
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为了祈求商旅安全,在绿洲中开穴造像。你也开了,我也开了,于是敦煌的佛教艺术繁荣起来。比如,贵爽人来东方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经商,二是传佛,人到哪里,信仰就传到哪里。敦煌石窟艺术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多来自佛教故事,有着人们的虔诚,很多作品保留着资助人的信息。彩绘图像用于创作信徒崇拜的物品,展示佛经和佛教传说的壁画,普及佛教知识。佛教入世了,敦煌艺术是大众艺术,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是大众,内容是世俗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是一致的,注重善恶报应,忠孝节义。唐代的菩萨造像充满了美感,有些类似于维纳斯的欧洲古典美学。鹤山敦煌艺术的形成和演变可以概括为繁荣期、鼎盛期、世俗化期和衰退期,从中可以体会到宗教情怀与世俗生活相互影响的过程。比如吐蕃王朝为了弘扬孝道观念,一度制作了《父母恩尊经》等伪经,受统治阶级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渗透到敦煌艺术中,佛教成为敦煌世俗文化的主体。
任何形式的文化艺术都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通过积累的接触和交流,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参照。何山的观点也是很多学者的常识。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体系独特、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体系,而这四大体系交汇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现在读西域文化和敦煌艺术,已经不需要争论那些论点了。但是作者的分析过程和其中很多细节的阐述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这就是重磅作品的持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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