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教皇的权杖（揭开教皇权杖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梵蒂冈的权杖(揭开教皇权杖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目前的影响力而言，基督教位列人类三大主流宗教之首。基督教内部教派中，天主教是背景最深、影响最大的一个。在当今的基督教会中，天主教会人数最多，全世界天主教徒超过1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7%。

当然，作为一种宗教，天主教有自己的神学体系，这不是云在这一节的重点。从世俗的组织结构来看，天主教有一个独特的特点:那就是由活着的教皇领导。

这是其他主流宗教体系所没有的。无论是基督教体系中的东正教和新教，还是与基督教并列为人类三大主流宗教的佛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在这些宗教体系中有各种类似于大祭司的职位，但除了基督教创立初期，从来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在自己的体系中获得绝对的权威，更不用说上升到一个神的层次了。

只有天主教教皇是个例外。天主教受到教皇的尊崇。在中世纪，教皇的王冠分为三层，表示他代表、管理和统治着神权。“教皇敕令”等同于圣经权威；天主教徒必须服从。虽然近代以来教皇的世俗权力有所削弱，但在精神领域其权威依然至高无上。1870年，教廷甚至直接宣称“教皇是不会犯错的”。教皇也有赦免罪恶的权力。

这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尤其是在中世纪，当时的教皇不仅掌握着正统，控制着意识形态，甚至是不分神灵的世俗政治，而且拥有极大的权力进行干预——教皇不仅在意大利中部拥有一个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的教皇国(根据不同时期的变化而有所增减)，还是这片土地的世俗统治者；更重要的是，教皇也有资格干涉天主教世界各国的王权。各国国王都需要教皇册封才能登基。如果他们被教皇逐出教会，那么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将同时失去统治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教合一，在中世纪以后的人类主流文明史上绝无仅有！

当今欧洲的宗教分布

天主教教皇为什么这么牛逼？这与中世纪欧洲特殊的宏观环境和地缘政治结构密切相关:

首先，中世纪的欧洲面临着严重的对外冲突。他们不仅要和同在一个基督教体系的东罗马帝国玩地缘游戏，还要和东南欧北非崛起的伊斯兰势力斗。即使在东欧方向，以匈牙利人和蒙古人为代表的游牧草原势力仍不时向西行进，对欧洲文明构成致命威胁。除了保家卫国、保卫教育，为了获得土地、财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复宗教圣地，欧洲本身也有向东扩张领土的需要。

总而言之，无论是自保还是开拓，中土世界的欧洲文明和对外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他们面对的是至少在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力量，自然可以想象这场对外战争的惨烈程度。

高频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欧洲文明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欧洲要想赢——或者至少不被别人打败，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政治上，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这样既能有效地为博弈汇集世界各地的资源，又能在进行具体行动时保证协调。

而这恰恰是欧洲的软肋。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是政治分裂的。不仅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王国，还有公国、封臣甚至最低等级的骑士。每一级领主都有自己的自主权，整个欧洲社会在政治上极度撕裂，属于典型的封建主义。

这种封建政治制度使得欧洲的资源被人为地分散到大小不同的各个部分。如果不能有效整合，欧洲将很难抵御外敌入侵。中世纪天主教世界在对外战争中的整体劣势与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

但是，这场对外的战争还得再打——就算你不想干别人，也不代表别人就老老实实不想干你！

鉴于外部势力过于强大，欧洲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以赢得与东罗马、伊斯兰、蒙古等外部威胁的博弈。说白了，就是每个地区都要交出一部分主导权，集中使用。

然而，对谁呢？给某个国王？但是，国王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他的世俗权力是由他的国家支撑的。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地缘板块的基础上的。

在《地缘政治:基督教》系列的前几章中，石军曾多次表示，欧洲的地缘结构是支离破碎的，缺乏一个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欧洲的地缘板块，这使得欧洲天然缺乏一种世俗力量。如果把权力交给某个国王，不仅其他国王不会服气，而且他们还害怕这种权力转移会给这个“皇帝”带来超出其国家地理实力的额外权力，然后反过来用这种权力威胁自己。

所以，这个权力不能交给一个世俗的国王。在这种情况下，是教会适合享受这种权力。教会的影响力覆盖了整个欧洲，能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更重要的是，教会毕竟是一个宗教组织。即使有一些世俗力量，也毕竟是有限的，不会直接威胁到各国的世俗力量。

对于教会来说，既然它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干预世俗世界的权力，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松散的纯宗教模式建立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结构更加严谨。具体来说，它必须有一个最高议长。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事务的过程中，还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裁决者，这样才能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会前大主教的权威进一步上升，他成为了政教合一的教皇。

其次，鉴于欧洲松散的地理结构，内部政治也是各自为政，国家间的冲突非常容易爆发。而且，由于欧洲无法产生一个强大到足以统一四方的核心地缘板块，谁也无法完全压倒谁。即使偶尔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实现大一统，也是短暂的，很快就会因地缘结构的自然肢裂而分崩离析，军阀混战呈现长期化趋势。

然而，战争意味着物质消耗、破坏和人口减少。这对于中世纪并不富裕的欧洲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在战斗的同时，大家也需要休战——否则，大家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

既然停战，就要有谈判，即使对立双方都有停战的意向，但各自的立场和底线相差太远，必须有一个权威公正的力量来调和。而罗马教会无疑做出了最恰当的——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信徒，教会出面是最恰当的。况且各国都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所以教会至少看起来是中立的，没有必要偏袒任何人。调解员(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裁决者)的地位增加了教会的政治权威(而教会会利用这种地位为自己谋利)。

最后，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说过，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内战和外战不断，这种高频率的战争对整个欧洲的资源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当时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没有任何世界级的商业路线，无法从商业中获得大量利润，因此可以依赖的财富创造来源主要是农业。就农业生产潜力而言，由于中世纪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欧洲除地中海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开发利用程度有限，农业生产能力远不如当时的中国。

资源不多，但他们必须不停地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欧洲人民的生活非常悲惨。他们要承受各种奴役和压迫，生活环境远比同时期的中国人悲惨。在这种绝境中，欧洲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希望，没有生活的乐趣，甚至随时活在死亡的阴影中。所以欧洲中下层的绝望和反抗意识，远远超过了很少有兵灾，大部分时间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

绝望的你会自暴自弃——那谁来搞生产？如果反抗，那就更惨了，会导致社会动荡，秩序瓦解。我们如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至少解决稳定可持续的温饱问题——问题是欧洲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还是要靠天主教。既然无法摆脱现实的困境，至少他们可以通过精神上的慰藉更平和地面对现实，然后可以老老实实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不造反，哪怕饿一辈子，也无怨无悔。换句话说，在这里，天主教帮助那些世俗势力承担了维护稳定的职能。

协调对外战争、调和内部民族和种族矛盾、解决内部阶级矛盾，欧洲特殊的时代和地理环境使得天主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承担了这三大世俗职能。而这种责任的承担也大大增加了天主教会，尤其是教廷的世俗权力。

至于教会，既然有一定的权力干涉世俗，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松散的纯宗教模式建立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使自己的结构更加严谨、世俗、政治化。具体来说，必须有一个呼声最高的人来领导各种世俗事务。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职能的过程中，还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裁决者，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

最高说话者必须同时拥有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只有这样，他才能领导教会履行这些世俗职能。如果世俗职能的裁决者不兼任宗教领袖，教会内部的统治权力和教导权力一开始就会发生冲突，其职能就无法发挥。基于这种逻辑，随着天主教对世俗权力的渗透，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也不断上升，最后他成为了政教合一的教皇。

随着教皇的政教合一，欧洲文明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整个中世纪，欧洲不仅贫穷落后，思想也被严重扼杀。天主教会极度排斥任何异己思想，不惜以宗教审判的形式打击任何新思想。当时的天主教世界不仅远不如同时期的伊斯兰教和中国封闭保守，也远不如作为自己发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封闭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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