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俗共赏（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雅俗共赏(朱自清:《雅俗共赏》)

陶渊明的诗“共赏奇闻，同析解惑”是某些“素心人”的快感，他们当然是高雅的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浓缩成一句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高雅的东西，普通市民和农民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成语“雅俗共赏”又出现了。“享受所有的味道”显然是对“欣赏所有的味道”的简化。不过是雅俗共赏，或者俗人与雅俗共赏，大概不会是什么“奇篇”吧。不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从语气上看，似乎高雅的人莫名其妙地要重视甚至迁就俗人的外貌，这大概发生在宋代或者更晚的时候。

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个分水岭。之后家族迅速瓦解，社会等级不像以前那样固定，“士与民”两个等级的划分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明确，彼此分子上下循环。虽然上去的人比下来的人多，生活在民间的文人也不多，但加入土流的人却在逐渐增多。

王侯将相久无种子，士子至此无种子；只要家里能勉强供给一些，有一些天赋，努力工作，就是“读书种子”；参加那些公开考试。如果你通过了，就会有一个官员，或者至少是一个绅士。这种进步因唐末五代的长期叛乱而加速，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学校和土人增多，人的地位加强，责任加重。这些学者大多是来自民间的新元素，他们多少保留了民间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他们在学习和享受高雅的同时，却无法摆脱或改造庸俗的。

既然人这么多，大家都这样，也就不觉得穷了。不仅觉得自己穷，还要重新评估价值，或者至少调整一下旧的标准和尺度。“雅俗共赏”似乎是一个新提出的准则或标准。这里并不是要推翻旧的标准，而是要求那些精致的人去关注或者迁就一些普通人的口味，让大家都成为一个。当然，所谓的“提出”和“要求”只是不自觉的自然趋势。

早在安史之乱之前的中唐时期，禅僧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讲经。口语是用来求真移风易俗的，移风易俗是为了笼络群众。叛乱后，僧人的口述记录更加流行，于是有了“语录”这个名字，“语录”就成了一种写作文体。到了宋代，道士讲学，留下了许多更广的语录；他们用语录，也是为了求真移风易俗，或者是为了笼络群众。所谓求真的“真”，就是真实、直接。禅宗学者认为第一义不可说，文字无法表达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是假的。然而，事实上，语言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便利”。记录的单词越接近，实际和直接的讲话就越好。另一方面，这个“真”就是自然，自然是善良的，容易让人理解的，也就是更能收到庸俗化的效果，获得广大群众。

道教主要以中国的正统思想为主。道家以语录为工具，大大提升了这种新文体的地位，语录成为一种传统。比书目稍晚一点，宋代出现了一种叫“笔记”的东西。这类作品描述的有趣的杂务范围很广。一方面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所谓评论，也就是批评，往往很有意思。作者写这种书，就当和客人聊天，不认真。虽然主要是文言文，但是很接近会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阅读它可以作为增加兴趣的“谈话辅助”。宋代的笔记最为发达，盛行于当时，很多已经流传下来。目录将这些笔记归类为“小说”，现代书店印刷这些笔记，更直接的标题是“笔记小说”:在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本指的是关于杂事的有趣作品。

我们不得不特别提到唐朝的“传说”。《传奇》据说揭示了作者的“史、诗、评”，是唐代文人用来展示一些大人自我介绍，求他们在参加联考前宣传自己的。其中，有三种故事:神魔故事、情色故事和侠客故事。显然，它们主要是提供“帮助”和引起兴趣。无论按照传统观念还是现代观念，这些“传说”无疑都是小说，一方面类似于写笔记的态度。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这种“传说”很可能来源于民间，文字是模仿的，文字多是口语化的。而陈老师说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指出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茅颖传》是“传奇”的翻版。我们可以看到，韩愈的“言之有物，适可而止”的理论，以及他的高低不平的句子，都或多或少带有口语化的色彩。好像他门下的“硬”和“易”学校都是在实验口语化。但“难”派过分强调自己，试图出奇制胜。不管普通人能不能理解和欣赏，最后都被认为是“刁钻”和“奇怪”，失败了。于是宋代欧阳修继承了“易”派的努力，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提到的都是安史之乱后几百年的自然趋势，即雅俗共赏的趋势。

不仅宋代古文走了“雅俗共赏”的道路，诗歌也是如此。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优点在于“写诗如说话”，他用一句话指出了这一点。自然，这条路还有很多曲折，但他和难以理解的黄山谷一样，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把很多俗语变成了诗句。在实践中，“以俗为雅”并非始于他。梅和苏东坡都是好棋手，苏东坡更好。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但不太可靠。但黄山谷在《杨又韵》诗的引语中，郑重地提出了“以俗为雅，推陈出新”这句话，说是“给纲举目张”。他把“以俗为雅”放在第一位，因为这真的可以说是宋诗的普遍风格，也是“雅俗共赏”之道。但加上“化旧为新”，道路曲折，自我奖励，所以黄山谷终于难懂了。不过，黄山谷虽难懂，宋诗最终还是回到了“写诗如说话”的道路上，真是一条大路。

高雅的诗歌不得不回归俗化。刚从民间传来的话，那时候自然是“雅俗共赏”不用说了。别看皇姑有些诗词。他的一些小话已经够俗了。刘春清是一位受欢迎的诗人。后来，词虽逐渐雅化或文人化，但始终达不到诗的地位，只是“诗的多余部分”。词成了歌，不在文人手里，而在民间:屈变得比词还俗。虽然也经过了脱俗或文人化，但不如词优雅，只是“于次”。一方面，宋代的“说”是从晚唐僧人的通俗说法，乃至后来的平话、张卉小说，以及元代的戏曲、戏曲，如《宋》、《诸宫调》等成功转型，乃至后来的传说，还有皮黄戏等演变而来。其中一半以上是庸俗文学。除了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可以算是“余词”之外，它们在过去的文学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剧本，大部分在过去的文学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有一些是有地位的，也不是严肃的。不过，虽然俗，但总的来说，“俗不损雅”。虽然它没有地位，但它永远是雅俗共赏的东西。

“雅俗共赏”是以高雅为基础的。这种主客之分，从宋人的“雅以俗为贵”和俗语“俗不损雅”就可见一斑。起初，一群群的庸俗土蜂拥而至，虽然原本高雅的土不得不重视甚至纵容他们的利益，但这些庸俗土更需要摆脱。他们在学习，在享受，在改变，让他们逐渐适应精致的传统，让新旧合二为一，传统或多或少的发生质的变化，延续下去。前面提到的文体和诗风的变化，就是新旧之间的调整过程。于是，迁就渐渐变成了迁就，学习习惯也渐渐变成了自然。传统确实略有改变，但仍以文言文或雅言为主。即使离人民更近，也不算太近。

至于歌曲和歌词，对老百姓来说是新的，而且真的是音乐化的，词句无关紧要。“雅俗共赏”是那首音乐的功能。后来的雅人们也把那些词句提炼出来，但由于音乐性太重，无法完成那种提炼，所以词曲最终达不到诗的地位。但音乐一直伴随着音乐，更难被提炼，地位更低，甚至低于一等词。但当歌词、歌曲到了雅俗共赏的时期，“分赏”的人就多了雅俗共赏。唐、五代、北宋的词，元代的散曲、杂剧，平话、张卉小说，皮黄戏曲等等，都是真正的“雅俗共赏”。春剧也是以音乐为主，大家到现在还在哼那些低俗的戏曲，所以很难开始高雅，虽然一二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开始高雅。平话和张卉小说，本来就不在传统之内，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雅化范例，是不容易进行的。《三国演义》虽然用的是文言文，但是是俗文言文，接近口语。后来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白话。不能完全精致的作品，在精致的传统中不可能有一席之地，至少不可能有严肃的地方。精细化程度决定了这种地位的高低，一方面也决定了“雅俗共赏”范围的大小和大小——精细化程度越深，“雅俗共赏”的人就越少，越浅就越多。所谓，主要是门外汉，普通市民和受过教育的农民子弟。在传统中没有地位或者地位很低的作品只是玩物；然而这些都是亲民的，但亲民的同时也能教出“雅俗共赏”。毕竟雅俗有相通之处，并不是互不理睬的两个分支。

就单剧而言，“雅俗共赏”以雅俗标准为主，“雅俗共赏”以平民为主。当然，这得在高雅的一面减少，在低俗的一面改善，做到“低俗不伤高雅”；雅长得太俗了，“俗”是不能“分享”的。但什么条件下俗人会“享受”它，高雅的人才能“分享”它呢？

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谚语“眼观六路皆有赏”。孟子说“不知儿女之美者为盲”，“盲”则反过来指陶诗中的“互赏”或“互鉴”。所有孩子的美，有眼睛的人都很容易分辨，自然可以“分享”。孟子接着说:“口是为味，有同亲；耳在声中，有同听；为色，有同美。”这是人之常情，就是人情相隔不远。但这似乎仅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性的、现实的事物和利益。比如北平，所以，还有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陈列的手工艺品，似乎都是“雅俗共赏”，天桥在雅俗共赏的极限上似乎有点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能欣赏的也就只有常识和现实了。

后汉王充是俗人。他或多或少地代表门外汉说话，反对艰涩和不切实际的措辞，但赞扬公文专家。公文关系到雅俗的现实利益，从来没有完全细化过。在后来的小说、戏剧中，有高雅人士说《西厢记》好色，《水浒传》是贼，这是“高见”。其实这部剧和这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传统礼教，《水浒传》无视传统忠义。但“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水浒英雄正是被压迫人民想要的。当然，外行人同情这些。一些离外行不太远的玛雅人，对这两本书说出了他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并不感到不快。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乐趣，但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可能是有节制的。“诱奸”“偷盗”不过是代表统治者利益的词语。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和以前的士人不一样，包括更多来自民间的元素，他们逐渐和统治者决裂，走向民间。于是，有了地道的白话新文学，歌词、小说、戏剧有了严肃的地位。有各种各样的欧化新艺术。这种文艺不是一般市民能分享的，更不是农民工人能分享的。于是有人指出，这是新君子的欧化，也就是新儒者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不能理解欣赏。他们倡导“流行语言”运动。但时机不成熟，结果也不显著。

抗战以来，出现了“大众化”运动，开始转向大众化。“大众化”仍然是分别“雅俗共赏”的方式，但大众化会进一步达到雅俗不分，只有“雅俗共赏”的局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从有到有质的转变吧。

【导读】朱自清，字附弦，五四时期开始写白话文。他尝试过小说、戏剧、诗歌，但他的散文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朱自清的散文清新隽永，细腻典雅。它被称为“白话文的典范”，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影响了至今的散文写作。抗战胜利前后，他的文学观开始转变，放弃了“旧标准”，采用了“新标准”:“人道主义的标准变质为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变化反映在他的最后两部作品集的标题上:《标准与度量》(1947)和《高雅与通俗的欣赏》(1948)。《论雅俗共赏》一文发表于1947年《观察》第3卷第11期；被收入《文选》后，“放在第一篇，作为标题”强调:“雅俗共赏的立场...可以说是亲民的立场。”这时，他也开始阅读解放区的作品，高度评价赵树理的艺术成就；说明他已经摆脱了“知识分子阶级的立场”，转向了“人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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