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生兼职按摩（盲人女孩不做推拿却年入百万）

上海大学生兼职按摩(盲女不按摩年薪百万)

马印青正在录制播客

“视障人士将来要做按摩。”从我记事起，马印青就不止一次从老师和长辈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仿佛这是人生必经之路。

作为中国1800万视障人士之一，马不喜欢按摩，也不想当盲人按摩师。26岁的她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视障人士“诅咒”破除者。

马印青和她的母亲

“让他们后悔”

录屏软件以3倍速度用机器人声音读出电子书内容。主播在耳机中听到机器人声音后，要以正常速度对着麦克风重复上一句话，同时在脑海中记住下一句话，从而达到“双重目的”。

把文字转换成声音是马团队的日常工作。这是一家专门的有声书制作公司。这个团队有20多名成员，其中四分之三是视障人士马立克·印青。

“视障人士以后会做按摩。”在我的记忆中，马印青不止一次从老师和长辈那里听到过这句话。按照马母亲宣的想法，学中医按摩的马毕业后可以进社区医院当按摩医生，或者家人帮她开按摩店。“不管怎样，有了按摩手法，她永远不会饿死。”

除了按摩还能做什么？从高二开始，马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出路。毕业后，同专业的大四学生大多进入了按摩行业，而马却无法从那些穴位和经络中获得任何乐趣。“我的手太小，做不了按摩。”马印青伸出她手指修长、关节清晰的手。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按摩的同时，马还兼职做有声读物的制作人，积累了不少经验。能不能试着找个声音制作的工作？她希望选择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真正价值的职业，而不是视障人士“应该做”的事情。

2018年6月，《印青之声》工作室成立。马决定创办工作室的直接原因是一次面试失败的经历。“我只是想向这家公司证明我能做出有声书，让他们后悔。”

临近毕业，马收到了一家有声书制作公司的面试邀请，但还没来得及高兴，她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对方知道自己是视障人士，还愿意给这个面试机会吗？要不要先告诉对方？

在她的简历上，马并没有刻意提及她的“特别之处”。她觉得见不到她并不影响她做有声书的工作。不过学长学姐也告诉她，视障人士除了按摩，很难找到工作。“如果有健全人，谁愿意招一个残疾人？残疾人行动不便，公司怕承担安全问题的责任。”

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后，马在面试前告诉公司她是一名视障人士。对方当时的回复让她放心了。“没关系。我们从事音响行业。你经验丰富，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两轮面试都很顺利，双方约定了工资——月薪一万元，让她回去等最终结果。“视障人士找工作没那么难。”马结束了采访，松了一口气。回家后，她向母亲炫耀，自己找了份工作。

过了两个月，一直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的马通过QQ联系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对不起，领导认为你的情况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当在屏幕软件上读到这句话时，马惊呆了，赶走了坐在她旁边的母亲，关上了门。“为什么说我不适合？”她打字并提问。对方打电话解释说这个职位需要在公司上班。领导觉得对视障人士不方便，和同事交流会有困难。“他甚至还没有见过我。他怎么会认为视力障碍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不便呢？”挂断电话，马又气又委屈，趴在她平时录有声读物的桌子上哭了。

此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马印青面试了两家公司的电话客服岗位，对方都以类似的理由拒绝了她。她没有把这两次失败放在心上，因为她对自己的工作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有声读物就不一样了。这是她最擅长、最有经验、最有可能从“视障人士只会做按摩”的刻板印象中“突围”的领域。

看到女儿再也没有出来，宣礼英打开门，看到马一个人坐在桌边发呆，衣服袖子都被泪水打湿了。她劝马放弃印青。“还不如争取社区医院的按摩师数量。”

马·印青并不打算“认命”。她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既然她熟悉有声书的制作流程，那她能不能开个工作室自己做？

“不行！”当马在饭桌上说出自己打算成立工作室时，从事服装生意多年的宣第一个投了反对票。

据她的母亲宣说，创业不仅是身体上的劳累，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失败的风险。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按摩仍然是大多数视障人士的就业选择。然而，这不是一个安全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有声读物工作室。她不希望马·印青成为第一个“探索者”。

“我一定要试试，不然我一定会后悔的。”马是坚决的。在她和父亲的劝说下，宣妥协，拿出2万元作为马工作室的启动资金。“让她打吧，疼了就回来。”

马在家里录制有声读物。

声音世界的“主角”

“如你所见，我是一个视力受损的人。但和大多数视障人士不同，我不想做按摩，也不喜欢。”马站在“未来创业奖”的领奖台上，讲述自己的创业之路。

现在，“视障”和“励志”已经成为马的标签。她不反感这些标签，但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励志人物。“我只是一个很努力，又碰巧很幸运的人。我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职业。”对于一个视障女孩来说，在这个时代遇到“声音”是她幸运的起点。

1994年，一个只有两斤重的女婴出生了，早产的马被放在一个温暖的盒子里。过量的氧气摄入导致了她的视网膜病变，她从小就失去了光明。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在杭州做生意，马留在上海，在爷爷奶奶家、亲戚朋友家“游荡”。作为一个内向的人，她变得更加不善交际。“我想让大家注意到我，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马，成绩中等，不爱说话，小学时在班里是个“小透明”，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关注让她很沮丧。“我会为女生拉她的辫子，为男生‘智取’他。简而言之，没有我打不赢的仗。”当提到和同学打架时，马精神为之一振。马发现，当老师被叫去办公室“喝茶”时，被叫去的家长和老师当面批评他时，作为一个“坏学生”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但这种关注并没有给她安全感。被家长叫了几次后，马开始觉得“无聊”。

“你很适合做我剧本的女主持人。要不要试试？”在初中课本戏剧比赛中，马的表演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不知怎么的，马被“抓”进了学校话剧社，接触了话剧和广播剧。“每个人的焦点都在我身上，每个人都能看到我，听到我。多棒的感觉啊。”她喜欢在舞台上被关注，即使她看不到舞台。

在发现自己对广播剧的天赋和兴趣后，马开始在网上上传自己的一些配音作品。那时候她还不会用读屏软件。她只能听一句，用盲文写一句，最后摸着盲文念出来。20分钟的录音需要两个小时复制。上传作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点击量也不高。“但是做这些事情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2014年，马步入大学校园。学习按摩后她并没有放弃配音的爱好。知道有声书开始兴起，她开始尝试录制有声书。慢慢地，马接触到了一些兼职渠道的音频制作。拿到第一份兼职工资后，马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本很长的书，马花了半年时间才记录下来。收到货款后，她马上去淘宝下单买了很多零食。“我也可以靠有声读物赚钱！”这让她看到了视障人士的另一种职业可能性。

“我不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人，我对我喜欢的东西总是有三分钟的热情。”马从2010年开始接触音频，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在有声读物的世界里，她找到了一种做“主角”的感觉。

马在上班的路上用读屏软件听微信。

从零生意到每年数百万美元

工作室成立了，但现实远没有马想象的那么简单。她虽然知道有声书制作的流程，但是没有管理经验，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她怎么才能找到伴侣？如何对接主播？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跃入她的眼帘。

我已经十天没收到单子了。马印青对自己说，工作室刚成立，接不到单子很正常。没关系。网上浏览潜在合作信息，看小说，是她的必修课。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焦虑开始袭来。“拿不到账单怎么办？”这成了她每晚睡前的“折磨”。

得到试镜的机会后，我把样品寄给了公司，但是被对方拒绝了。这一幕不止一次出现在马的梦里。

三个月，零生意，零收入。

“妈妈，我真的行不行？我是不是走错了一步？”在拿不到单子的日子里，她经常出现在家里的客厅搓着手，踱来踱去。用宣的话说，她像“祥林嫂”一样走火入魔。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宣又心疼又生气。“当初，你不得不开一个工作室。既然已经做了，就要做好。不然别说是我女儿。”

马再次向一家公司发送试听样品后，收到了对方的合作邀请。

几天后，马登上了去杭州的高铁——她要去签第一份合同。那天宣丽英有事，不能和马一起去杭州。她被送上高铁后，把各种事情都告诉了乘务人员，让他们到杭州后把女儿放在出租车上。

坐在高铁上，马脑子里有很多疑问:怎么才能告诉对方自己是个视障人士？对方会不会拒绝再和我合作？想了很久，马终于不打算提前说“我是个视障人士”了。当她打车到公司楼下时，打来电话，“你好，我是新来的。你能下来接我吗？”见到马后，对方才知道她是个视障人士。

合同顺利签订。按下手印的那一刻，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演播室，直播！”

当工作室走上正轨，马有了新的想法。“这条路我可以走。其他视障人士能做到吗？”2019年2月，上海印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团队成员从最初的三人扩大到现在的二十余人。2020年公司总营收近百万。

“这个速度可以吗？”2020年12月底，在办公室里，马正在帮助前来面试的员工范俊哲使用读屏软件。“这么快的速度你怎么能理解？”没用过读屏软件的范俊哲，根本听不懂软件里“快”的机器人声音。

高二那年，视网膜色素变性导致范俊哲视力一落千丈，他的世界顿时陷入黑暗。走路、吃饭、上课这些日常琐事对他来说变得陌生而艰难。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就业。环境规划专业的范俊哲，毕业后试着学了两个月按摩，却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他很瘦，手不够有力，很难做按摩。“突然，我意识到视力障碍者能做的工作太少了。”

前不久，一个朋友转发了一篇关于马印青的报道给范俊哲，让他看到了新的机会。范俊哲从齐齐哈尔赶到上海，希望在印青之声有一个新的开始。

马和小组成员

不够“火”，还要让更多人看到。

“你火了！”前来采访的记者对马说。

但她觉得自己不够性感。“你说，微博话题这么火，我走在街上怎么没人认出我？”

公司成立后，许多媒体前来采访马和她的团队。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要接受四家媒体的采访。马并不拒绝媒体的采访。“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我和我的团队，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背后的1800万视障人士。”

一位来自牡丹江的视障人士曾和马谈起出门的不便。小城市没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因为看不到他们，经常被出租车司机拒载。像正常人一样出门几乎是一种奢侈。“不是他们不想出来，而是他们做不到。”

马还是个孩子，不想出来。看不见的世界意味着未知。再加上长期呆在别人家里，马很害怕和陌生人交流。“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害怕他们会欺负我”。

为了让马印青克服这种恐惧，她父亲特意带她到外面参加各种聚会，让她认识更多不同的人。“别人跟我打招呼，我只能硬着头皮回答。”经过与外界更多的交流，马发现与陌生人交谈并没有那么可怕。现在马已经成了的“大忙人”。在助理王江眼里，马“爱凑热闹，人多就去哪儿”。

偶尔去菜市场买菜，一个摊主的婆婆看到马，经常嘟囔一句“瞎子又闹了”。“残疾人应该待在家里，不要出来给社会制造麻烦。”每当在网上看到类似的话，马仍然感到愤怒。“我认为视障人士不应该呆在家里。视力障碍和高、矮、胖、瘦一样，都是人的特征，不应该区别对待。”

马说，身边也有一些视障朋友，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是视障。“视障就像是弱者的标签。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把你归为弱势群体，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你。”

她有过这样的担忧。从幼儿园到高中，马茵就读于盲校，很少有机会接触身体健全的同学。有声书给了她与“大世界”交流的机会。因为录制有声书，马在网上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上大学时，有一次我不得不与这群朋友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马为此失眠了两个晚上。躺在床上，一连串的问题在她脑海里打转:要不要去？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视障，会不会嫌弃我？你会对我另眼相看吗？

“平时怎么看手机”“出门用盲杖吗？”看到马后，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好奇，并没有把她当“特殊的人”。她发现，阻碍视障者融入社会的不仅仅是外界的偏见，还有视障者自身的恐惧。“我需要主动融入大家，而不是等着大家接受我。”

马对2020年8月参加央视《创业英雄》后，一个女生发来的私信印象深刻。她说，她的父亲是一名白化病患者，由于视力有限，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但他仍然努力创业，现在是一家按摩店的老板。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他想请他的女儿表达她的祝福和鼓励。

这让马意识到“被看见”对于视障群体，甚至整个残疾人群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让大家知道残疾人其实对社会是有价值的，不仅仅是给社会带来麻烦，那么大家就会改变对残疾人群体的刻板印象。”

“我去创业，视力有障碍。其实两者没有太大关系。”马印青不喜欢别人把她的事业与“视力障碍”联系在一起。在她看来，这种联系似乎是在夸大视障者的困难和悲伤。

她希望的是，在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她能被视为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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