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故事（记巴金的抗战岁月）

巴金的故事(还记得巴金的抗战岁月吗)

从28岁到42岁，著名作家巴金人生中的这段“黄金时期”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战争蔓延，吞噬了一切。然而，不能被摧毁的是巴金和他的同胞们的意志。全面抗战伊始，巴金就坚定地提出:“抗日只有一条路”。他理直气壮地宣布:“我已经发出了对危害正义和人类的暴力的呐喊:‘我要起诉！’“在动荡的岁月里，巴金创作了以火为总标题的抗战三部曲，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两部《春》和《秋》。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巴金在尽一个作家和一个中国的本分，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民族的重生。

巴金摄于1941年。

从“火”到“火”

那些大火恐怕会燃烧巴金一生的记忆。

1932年，一·二八战争在上海点燃。几天后，巴金从南京赶回上海。2月5日，他的船武昌到了上海，首先看到的是烟和火:“我站在甲板上，我抬头看天。北方空的天空被黑烟笼罩。这黑烟不停的往南扩展，一层一层的覆盖，快要覆盖整个天空空。枪声轰鸣，夹杂着机枪声。许多人惊恐地大叫...黑烟满天！上海真的成了火穴。”(从南京回上海)

巴金灿不能回到他在闸北宝光的公寓，那里是战争的重灾区。在那里，他生活了三年多，写出了《家》等经典作品。现在他无家可归。一个多月后，他有机会回到那里:“我知道我的住所和我所有的书都到了侵华日军的手里，我看到了半边天的火光空，听到了几个中年人的徘徊和绝望的呼吁(\'我们该怎么办？\')后来一个人走在冷清的路上，去朋友家睡觉。”(《海之梦》序言)那段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个人的屈辱和战争对自由和生命的残酷蹂躏。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他已经超越了他原来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信仰。

五年后，巴金又一次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大火，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呻吟:

房屋化为灰烬，生命被摧毁，土地被蹂躏。眼前是一片沸腾的火海。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火。它摧毁了一切:生命、努力、财富和希望。但这与我无关。燃烧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苦的人是我的同胞，是我的兄弟；毁掉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这个民族的理想是苦难。(火)

此后，巴金过了八年的流亡生活，去广州，再回到上海。回到广州，在日军占领广州前夕逃亡，居于两广之间，定居桂林；后来，他出现在昆明，贵阳，住在重庆...每一条路都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仅在1938年冬的桂林，就遭受了日军对该城的四次大轰炸，其中包括12月29日的第四次轰炸。他对那场烧了一夜的火印象特别深刻:“我在月牙山上看了半天黑烟空黑烟闪着红光，红色的风，红色的舌头。12月29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烧到深夜。就连门都在倒下，像柴火一样燃烧。城墙边无数块布被烧穿，红彤彤的，亮晃晃的，映在我眼里，像一捆捆纸草。也许是某个布厂的仓库。”(桂林的苦难)

“窗外是一片火海。这一次，古城在燃烧。许多人的生命财产将随着这场大火化为灰烬。爱情、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半天就全部化为乌有。散了，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完了。”(对日本朋友)战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被摧毁的是巴金和他的同胞们的意志。全面抗战伊始，巴金就坚定地提出:“抗日只有一条路”。他理直气壮地宣布:“我已经发出了对危害正义和人类的暴力的呐喊:‘我要起诉！’”(《诉状序言》)

巴金的《秋天的手稿》

和很多作家一样，巴金最重要的武器是手中的笔。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小说《火》。这本书分为三部分。仅从《火》的第一部，就可以看出巴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作的:1938年5月，在广州，在敌机的不断轰炸下，巴金写出了小说的前三章，后来他的写作被敌机的连续轰炸打断。当年9月，他从汉口回到广州，继续写第四章。不久，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巴金和他的朋友离开了广州。12月，在桂林大火中，巴金继续写小说。1940年7月，他住在孤岛上海，开始写作，却被租界里敌人的一次大搜查打断了。后来，当他到达昆明时，他终于写完了...从《火》第一次出版到晚年再版，他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一部艺术上的“失败之作”，然而，他从未后悔写了这样一部小说。他认为自己写这部小说是为了传播自己的热情，发泄自己的悲愤，激励自己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寻找中国未来的希望。“说实话，我想写一本宣传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作家和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当国家面临危险时，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不仅是他自己，巴金还联合更多的人去拿笔。抗战初期，他和茅盾主持《烽火》(原名《呐喊》)，金易合编《文聪》。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克服种种困难，顽强出版，使他心中燃烧的火焰点燃了同胞的抗战热情，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巴金曾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与整个民族(更进一步说，是人类)的生命系在一起，那么只要民族存在，他就永远不会死亡。”(《一点感想》)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心和意志，才有了天上的敌机轰炸，地上的逃离混乱的人群，社会生活陷入停滞，混乱，物资短缺，物价吃紧...在这种环境下，巴金这一群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坚守着他们的知识分子岗位，即使他们的生命仍然岌岌可危，他们仍然在写作，编辑，跑印刷厂，办刊物，把心中的火焰传递到他逃亡的简单行李中，曾经有一本杂志的证明。1938年11月25日，在桂林，巴金写道:“这种小刊物的印刷，对抗战大业毫无贡献，但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不能被任何暴力所毁灭的。”(“致读者[1]”)

从“祖国永不灭亡”到新生

日军攻占上海时，由于没有对英法美等国宣战，上海租界地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不受日军控制的“孤岛”。这一时期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12月持续了四年。于是，一群蛰伏在“孤岛”上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写作创造了特殊的“孤岛文学”。巴金曾生活在两个孤岛时期，在此期间他分别完成了《春》和《秋》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与之前的《家》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激流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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